悠远的历史浸润过的土地就象一座蕴藏极其丰富驳杂的矿山。当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过莆田时，这种感觉便愈益强烈。
到过莆田的人，总为这块土地历史上的科甲鼎盛而感到神奇。然而，半个多世纪来，生于斯，长于斯，在我的感觉中，莆田最奇特的倒是她的那种种道德现象。莆田无疑是中国传统道德积淀最深厚而又最难流失的一块土地。我以为，与其称莆田为“文献名邦”，倒不如称其为“道德名邦”来得更确切些。
一
还在孩提时，我那很有些阅历的老祖母便教我读懂了这一点。
祖母本身便称得上一部浸透了莆田传统道德汁液的教科书。她年轻时便守了寡，她那读了些书的丈夫撒手西归时，连个孩子都没给她留下。那时已是清朝末年。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上无公婆，下无子女，孤单一人顽强地守着一份颇让族人垂涎的家业，守着一份对自己丈夫的承诺，历尽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种种磨难。她一次又一次地抱养孩子，可那些孩子一个又一个地夭折了。在遭到一次又一次残酷现实的打击之后，她曾经埋怨过老天爷的不公，也想到过削发为尼，甚至还曾想变卖光家产修桥铺路后一死了之。然而，她终于没能割舍下自己一定要做成一个家庭以延续夫家香火的承诺。后来，她又抱养了一个女儿，这次她终于成功了。接着便招赘了我的父亲，于是便有了如今这样一个几十口之家。
这是怎样一个女人啊!祖母素来乐观豁达，可是每当提起做女人之难时,总是戏言:“下辈子就是变猪变羊,也不变婶娘(女人)!” 她还曾数说着莆田大地上那一座座贞节坊对我们说，那每一座牌坊都浸满了女人的血泪，不信你们去看看，到了今天，每逢天阴下雨，那些牌坊还在流泪呢!
祖母身上许多矛盾的现象那样自觉、自然又那样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作为一个女人，自己身受旧礼教之苦，却又身体力行，义无反顾地维护着旧礼教。我记事时，已经是五十年代了，祖母在家里和邻里中有极高的权威，然而，我们家里的女性在吃饭时还是不与男人同桌同时，总得等男人们吃完后才上桌。女人洗脸、洗衣乃至洗脚都有专用的木盆(称“婶娘面桶”“婶娘脚桶”)，女人的衣服不得晾在高处及显眼处，晾干后也只能叠放在专门的地方。祖母象男人一样持家干活，甚至守田看院，可也会做极精细的针线活。她没识几个字，却教我们不可讥骂读书人，不可糟践字纸。她在家里设了一个字纸篓，要我们把字纸捡起来装进去，待得积够一篓，便带我们远远地送到黄石附近一个据说叫“焚纸炉”的地方去烧掉。她一辈子省吃俭用，路上连碰到一堆牛屎都要设法带回家作肥料，却可以把米瓮里最后一点米送给过往的乞丐。她自己受尽磨难甚至欺凌，却总教我们世上有几等人不得欺侮，其中便有鳏寡孤独娼优囚丐。她一生吃素，走路时连蚂蚁都不愿踩着，但在三年大饥荒时，她会去抓青蛙、小鸟等杀了烧汤给我们喝，怕的是我们被饿死……大概就因为莆田有许多象祖母这样的女人，于是历史上莆田的女性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道德群雕，如今尽管历经风雨冲刷而有些剥蚀了，却依然保留着生动的原型。她们勤劳俭朴、吃苦耐劳、顽强坚韧、善良温驯、委屈求全……大概也正因为莆田女性的这些德行，又养成了莆田男子的自尊狂傲养成了莆田远近知名的“大男子主义”。民间流传“娶妻要娶兴化女，嫁汉莫嫁莆田郎”，大抵是有些依据的。
祖母一心向善，她做过了多少善事，我说不清了。祖母一心劝善，她讲过多少劝人行善的故事，我也记不清了。不过她讲过的一个老妇人行善得好报的故事后来我居然在读过的一本书中看到过。那是明人袁黄为训导儿子作的《了凡四训》，书中云：“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团(祖母称之为‘红团’——莆田的一种风味食品，以糯米粉为皮，内包各种馅，皮着红色。祖母还以为莆田人逢年过节作‘红团’的风俗大概就源于此)施人。求取即与之，无倦色。一仙化为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团。母日日与之。终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诚也。因谓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团，何以报汝？府后有一地，葬之，子孙官爵有一升麻子之数。’其子依所点葬之，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缨甚盛。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祖母乃村间老妪，她所讲的故事，应是野语村言。谁知这个故事早在明朝时已为吴江人袁黄所录，足见当年流传之广。我不相信神仙之说，也不相信堪舆之术，但我以为，有这样的道德传家，林氏后人一代 “九牧”(刺史)又有何奇。我更相信，广泛流传这样故事的地方，其人心的向善一点也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就在一、二百年后，林氏族人中又出了一个名扬海宇的奇女子林默(960-987)。这个林默，她一生拯危拔溺，乐善好施，以短暂的一生成了万民礼拜的海上女神。到了今日，在世界十八个国家中仍有二千多座庙宇上亿信众。妈祖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中一极其奇特的现象。
莆田这样的积善之乡，它产生的辐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从它招来许多异地他乡之人到这里行善之事上可见一斑。就在林默娘身后不到百年,长乐有一年仅16岁的女子钱四娘(1049-1067)，为解除莆田南洋平原百姓的水旱之苦，携巨额家资(传说携金大如斗)，来到莆田修筑水利工程木兰陂。结果功败垂成，愤而投水，成为莆田大地上的另一尊万民礼拜的女神。四娘修陂发放工钱流传开的“抓也十八捧也十八”的故事成了劝诫莆田人不可贪求的民谚。四娘之后，又先后有长乐林从世、闽侯李宏等继承四娘遗志，历经十余载，终于建成木兰陂。这些古人离乡背井不谋名利的善举德行，难道不应当让那些贪婪自私见利忘义者汗颜吗？
今天，我们站在木兰陂上，一眼望去，陂身上游水平如镜，陂身之下水流如瀑。人们真应以此镜烛见自己心灵的斑垢，也真应以此水涤除自己心中的污浊。莆田人更当让古人的善德如兰溪流水滔滔汩汩长流不绝，更当让古人的善德象兰溪流水滋润莆田大地那样渗入莆田人的血脉，去化育出千千万万的向善之人，去重塑起一方善乡德境。
二
在古代，地方士林，无疑是一方才俊的荟萃，一方文明的表征。当人们喋喋不休地历数着莆田出了几多进士几多状元，历数着那“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一科两状元”、“魁亚登同榜”等等辉煌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想探知的是莆田这方土地养育出的那些成了“仕”或不曾成为“仕”的士们，他们的德行究竟怎么样。于是，便有了关注莆田士林历史的兴趣。这种关注的结果，不由不让我对莆田历史上的那些士林人物产生一种深深的敬佩，那些成了“仕”者，除了宋朝的蔡京兄弟在史上留下恶名外，其它的大多皆有令誉。其中有些人的功德是很应当勒碑刻石的。比如前文提到的生下九子皆为刺史的唐朝林披，他以明经及第，官将乐县令，升潭州刺史，因得罪权贵，贬为临汀曹椽，改临汀令。时郡俗信山鬼，披作《无鬼论》劝之，福建廉访使李承昭奏授临汀郡别驾，知州事。民习其化，其政不肃而威，声名传于京都。御史大夫李栖筠荐授检校太子詹事，兼苏州别驾，上柱国。披不善迎合上官旨意，遂解印归里。这位林披公至少有四德可大书之：一曰不畏权贵，二曰善于治化，三曰不信鬼神，四曰不恋官职。他的这些品格，怕是到了今日仍可作为官者楷模的。
披生九子，苇为端州剌史，藻为容州剌史，著为横州剌史，荐为饶州剌史，晔为通州刺史，蕴为邵州剌史，蒙为循州剌史，迈为雷州刺史，蔇为福唐州剌史。诸子皆有政声。其第六子林蕴，在应贤良方正对策中说：“臣远祖比干，因谏而死，天不厌直，复生微臣。”真是未露头角已峥嵘。主司以其把当朝皇上比作殷纣，斥之不取。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蕴以明经及第，授集贤殿书院校理，官西川节度推官，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西川代节度使刘辟举兵反，蕴谏阻，辟令缚下狱，蕴大呼：“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得死为幸矣！”辟令人以刀磨其颈胁降，蕴叱曰：“死即死，我项岂顽奴砥石耶？”其为人气节若是。嗟呼，世上唯知汉有强项令董宣，焉知唐有石项吏林蕴。
莆田史上有好政声的官员比比皆是，仅宋一代，便难胜数。真宗咸平三年进士方慎言，为通判时，号称神明，登仕后有惠政，民仰其德。仁宗天圣八年进士蔡襄，“破奸发隐，吏不能欺”，修洛阳桥，撰《荔枝谱》，士慕其才，人仰其德，民受其惠。仁宗景佑元年进士蔡高，世称“奇才”，善断冤狱，欧阳修为其写墓铭志，颂其清正。神宗熙宁九年进士林豫，关心民情，体恤百姓，邢台、邵武等地百姓立祠奉祀。哲宗元符三年进士林冲之，为官时不阿权贵，为使金副使，在金十六年，饮恨茹辛，守义安命，七十二岁时南向一恸而绝。郑樵有诗赞之，“官以冯唐能老去，节如苏武不生还。”高宗绍兴八年榜眼陈俊卿，直言敢谏，以弹劾奸佞为已任，被高宗称为“仁者之勇”，乾道四年拜相后，“抑奔竟，奖廉退”，为政宽简，罢无名之赋，深受民众爱戴。……若论历代莆田为官者在民间名头达到家喻户晓者,怕要算清康熙年间的彭鹏,《清史稿•277》中载,他在康熙年间历任三河县知县、工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贵州按察使以及广西巡抚、广东巡抚。为官清正，“不畏强御”，任知县时，治狱“摘发如神”，邻县办不了的案件也常调他去审。清末小说《彭公案》据说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演绎的。孙寿彭在该书序言中说，此书写成后，“京都钞写殆遍”，“故会庙场中，说是书者不记其数，一时观者如堵，听者忘倦”。因为小说《彭公案》的缘故，彭鹏成了民间清官能吏的典型之一。有元一代，莆田留存诗文者多为布衣，极少有为官者。后细究之，始知那时因异族统治残酷，读书人皆以“不仕异族，隐居耕耘”为荣。进而，还发现，莆田历史上为官者中，不畏权势，不恋官职因而致仕甚至丢官者甚多。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后梁开平年间的徐寅，大呼“臣宁无官，赋不可改”，拒绝梁太祖改赋的要求，被削去名籍东归。唐昭宗乾宁二年进士黄滔，因宦官刘季述乱政，愤然弃职回乡，后帮助王审知治闽，劝王审知崇节俭，减赋役，与民生息，使闽境三十年不罹兵燹之祸。到明朝时，莆人官员致仕之风尤盛。明洪武时进士黄麟，以怪异、佯狂称于时，尝于早朝时乱发敞冠，明太祖赐他帽带纻丝，不受，乞归。英宗天顺年间进士彭韶，论事不避权贵，批麟逆谏，帝之左右皆憎恨之，于是乞归。宪宗成化时进士周瑛知抚州时兴水利，息苛征，使民安居。于江西布政右使任上致仕。宪宗成化年间进士黄仲昭，任内法不容私，“务尽其情”，对纨绔子弟尤严，招来怨恨甚多。后丁忧归家，服毕又托病乞归。宪宗成化年间进士林俊，任职十四个，屡诤屡谏，因感世宗未采纳，愤而辞官归里。孝宗弘治年间进士周宣因劝阻皇帝南巡，跪烈日中，五天不死。受杖刑，降职，又升广东按察使，调左布政，后罢归。其它如郑岳、林富、朱制、林云同、王凤灵、林兆珂、康大和、佘翔、郑茂、林润、吴献台、林尧俞、朱继祚等都曾或致仕或乞归。就是到了晚清时，江春霖在御史台上，仍劾陆宝忠“冒烟禁，不宜长御史台”；劾袁世凯交结亲贵，多树私党等十二款；又劾庆亲王奕匡“老奸误国，多引匪人”。终以母老乞归，归装仅旧书十余箱，旧衣几套而已。
在那真正的“官本位”时代，多少人皓首穷经就为了求一官半职，多少人连礼义廉耻都不顾就为了加官进爵。我不理解莆田这块土地为什么偏生长出这么多为了“意气”、“面子”或“气节”能如此轻而易举地丢官弃职的官员。陈俊卿曾答宋高宗曰，家乡“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其实，莆田这块土地上出来的那些读书人中倒真有许多人受到了松柏的薰陶，染上了松风柏气。
三
历史就象流水那样从莆田大地上淌了过去。这块土地的奇特，就在于它不曾让历史白白地从自己的身上一泄而过。它就象一块永不餍足的海绵，把历史的那些浓汤厚汁深深地吸附进去，长久地保存下来。这种情况在道德传承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莆田民间在传承道德上的高明，简直可让今天那些专门从事思想教育工作的人自愧望尘莫及。
那些简单的说教往往很容易在传承过程中失落。不过，莆田人自有办法。他们把这种道德教化转化为一种民俗或者也可以说给这类道德教化加上民俗的包装，从而使之能千百年地保留下来。比如，莆田民间有一种风俗，小孩降生或一个人去世时都要穿大领衫，这种风俗即使到了今天在乡间依然随处可见。我祖母当年曾告诉我们，这大领衫是咱大明朝服装，这种穿着就是为了表明咱们生不忘明死不降清。而莆田贴“白额”对联的风俗与此真有异曲同工之妙。清顺治五年，明朝遗臣莆田人朱继祚抗清战败，清兵入莆，劫掠烧杀，使得许多人家办丧事贴白联。接着清廷发薙（剃）发令”，威胁人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因为莆田人不肯“薙”发，更是被杀了不少，又使得许多人家办丧事贴白联。此时已到岁末，官府要求家家户户贴红联庆祝“新朝新岁”，并以杀头相威胁。这时有人巧妙地在贴红联时，故意让原来的白联露出一截，以示心怀不满，情有余哀。于是人们竟相仿效，遂成风俗。莆田春节还有正月初四“做大岁”的风俗，也是为了教育子孙不忘嘉靖年间倭寇入莆，大肆杀掠，莆田人纷纷逃难，过不成除夕的惨痛历史。这种民俗之所以能够形成，就因为它所传递的信念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由此可见，莆田人民当年是何等地同仇敌忾。这类以民俗为载体而得到强化的民族气节教育，确实收到了妇孺皆知、历久长新、世代相传的效果。如此，莆田这块土地上多产忠臣烈士，又有何奇？
莆田人的道德教化的另一妙着，便是尊崇地方上出现的忠贤。前些时候，我曾到位于莆田城郊的阔口村(玉湖)，拜谒奉祀南宋末年抗元英雄陈文龙叔侄的“二忠祠”(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陈文龙在南宋景炎元年任参知政事。时元兵进逼，建宁、泉州、福州守将皆已降元，文龙尽散家财，募兵守土，设伏于囊山寺前，连挫元兵。后因部将投降，引元兵至城下，诈称援兵，通判曹澄孙开城迎降，文龙力尽被俘。元将唆都把他械送杭州，文龙绝食，至杭州时，饿死在岳飞庙中，文龙之母继而也绝食而亡。其叔陈瓒率兵收复兴化，困守孤城，后城破被执，大骂不屈，被唆都车裂于五门。陈氏叔侄的忠贞节烈，直可以动天地泣鬼神。民间传陈文龙陈瓒死后分别被封为福州和兴化府城隍，备享哀荣。陈氏族人更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至今门首犹贴“玉湖家声大，二忠世泽长”。
少时，进城念书途中总要经过一个叫作“岳公”的地方。初时不解其故，一打听原来此地曾有一座明成化年间兴化府知府岳正修建的桥梁和一座奉祀岳正的宫庙。岳正在莆田为官时，为地方做了许多好事，却遭到地方上一些人的误解及谤议。闹得岳正乞休回家。后莆人得知岳正去任后家计萧然，濒于贫困，始知其为官清廉。莆人为感念岳正的功德，也为表达心中的愧疚，遂立祠纪念。从这座宫庙的身上，我们既为莆田人的猜疑妨贤而羞耻，我们又可以看到莆田人的追过知悔、从善如流的胸襟。
走过莆田的山村水廓，人们常可见到这类宫庙。它供奉的并不是什么佛道神灵，而是一些土生土长由老百姓自己抬举起来的忠臣烈士善女义男。这些庙宇当年发挥了莆田民间道德传承的重要媒体的作用。
莆田还有一种传播道德观念的极好媒介，就是那些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倾注了老百姓的爱憎褒贬，产生了奇特的抑恶扬善作用。小时候，我曾经听老祖母给我们讲过许多故事。其中至今依然记得的就有 “江采萍绊倒成贵妃”，“林默娘渡海救父兄”，“钱四娘捐金建兰陂”，“陈文龙叔侄俱忠烈”，“李富散资募义兵”，“柯潜壶山遇山神”，“草鞋公知足常乐”，甚至还有“壶公山神斗蛟龙”等等，这些关于忠臣烈士、义夫节妇、善男信女、鬼怪精灵、风土文物的传说成了孩子们的百听不厌的“天方夜谭”，有一些还搬上了莆仙戏舞台。这些故事深深地烙进了许多莆田人的心，影响着他们的为人处世。
莆田作为善乡德境，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于史有据的。据县志载，在嘉靖年间，莆田县城仍有一坊曰“善俗坊”。嘉靖十年(1531年)，莆田知县王钜为了推崇莆田的文化教育，改“善俗坊”为“文献名邦”牌坊。王钜这一改功耶过耶，莆田人并未细究。只是从后来又有人竖“莆阳文献、海滨邹鲁”二坊一事上，似乎可窥见其中的一些隐微。窃以为如今我们在为“文献名邦”美誉深以为荣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为莆田历史上的“善俗义风”而自豪，我们更应当清理莆田传统道德，去芜存精，去劣存优，卸去传统道德中消极因素给莆田改革开放带来的某些桎梏，让莆田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成为今天精神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莆田应当是一座文化历史名城，因为在这方土地上不仅有过许多或巍峨或雅致的古代建筑和承载着丰富文化的灵山秀水，因为这方土地上不仅曾产生过许多显赫一时的历史人物，更因为在这方土地中蕴藏着如此丰富多采的道德传统。当我们对这块浸润着传统道德汁液的神奇土地进行考古发掘时，一处神州大地上少见的善乡德境将再现在人们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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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9 22: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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