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官”和“吏”是有区别的。析言之，“官”是通过国家选拔后由吏部任命的有一定品级（官阶）的人员，而“吏”则是由“官”们招来帮忙管理各种事务的办事人员，没有品级。官俸由朝廷下发，吏禄则由地方支付。因此，公正清廉的好官古代称为清官，奉公守法的贤吏则称为循吏。而浑言之，好的地方官吏都可统称为“清官循吏”，本文即用此义。莆田为文献名邦，科举文化发达，传统道德代代传承，清官循吏遂代不乏人。那些刚正耿直、尽忠竭力的清官事迹，那些廉洁自守、清白奉公的循吏言行，汇成了内涵丰富的莆田古代廉政文化。这些廉政文化是莆田人应该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今天开展的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尤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莆田古代清官循吏事迹总体特征
清官循吏的事迹一般都不是单一的，往往在诸多方面，均有建树，从而得到众多百姓的拥戴。一般认为地方志中所载清官循吏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发展当地经济，改善百姓的生活；二是发展教育事业，明礼以知耻荣；三是秉公执法，公正处理诉讼。在这几个方面，不少莆田籍清官循吏是兼而有之。因此本文拟以朝代为序加以介绍。
据已完成的《莆田名人志》[1]一书统计，莆田古代担任过监察御史之职者有近180人之多，其中不乏由地方官调任监察御史岗位之清官。他们刚直清正、访贫问苦，直言敢谏，抨击社会政治弊病，宣扬“贵廉洁，贱贪污”的社会道德，对当时政风的改良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名臣蔡襄、陈居仁、林枅、苏钦、陈俊卿、郑侨、彭韶、郑纪、林俊、郑岳、林润、彭鹏、江春霖等等，都有忠政爱民、为官清廉、崇清鄙贪的事迹，在莆田可以说是传扬久远。
莆田古代清官循吏廉政事迹的总体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居官清慎，勤于政事，为政端平，不徇私情，清讼牒，均徭役，多善政。二是勤政爱民，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体察民情，倾听民声，多德政。三是廉明拒贿，吏民畏怀，倡廉惩贪，清白奉公，改革税制，多惠政。四是刚直不阿，严正执法，风纪凛然，直谏敢言，广扬直声。五是赈济灾民、兴利除弊，重农兴学，长留清誉。
据笔者统计，有姓名记载的历代担任过知县、通判、知州、知府等地方官职位的莆籍官吏，多至近1500人，这些人员在古代人治色彩浓厚的氛围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廉洁自守，秉公执法、维护社会公平，留下不少可歌可颂的事迹。莆田古代清官循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对社会、对一方民众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精神是“文献名邦”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弘扬。本文所讨论的清官循吏就是以这些地方官为中心的。
二、莆田历代清官循吏廉政事迹举隅
1.宋代莆田清官循吏廉政事迹举隅
（1）在本省的莆籍清官循吏廉政事迹
宋代是莆田科举史的第一个兴盛期，出仕人才多，官员亦多。宋朝时地方官员任职虽然有籍贯回避制度，但还没有明清时代严格，因此有不少人就在福建本省任地方官。他们的事迹就载于本省地方志。
莆田人黄颖，字仲实，宋元符三年（1100）进士，任长泰知县。黄颖勤政俭朴，为官清廉，以职田谷三百余石给耕民，悉不取。临终，嘱子黄公坦曰：“吾宁可埋葬道侧，亦不可受人财物治丧。汝遵吾之命乎？”
闽清知县黄琮，也是宋元符三年（1100）进士，黄琮怜百姓疾苦，决定拒不执行征收令，亲自赶到安抚衙门，陈述利害关系，并且拿出了自己四个月俸禄，替一县百姓交征收款。民感其德，立祠祀之。
故兴化县人林迪以转运司，转任龙溪知县，平易近民，有“古循史风”，期满后，县人到台府请其留任，学生蔡京为相，屡次邀请老师上京为官，林迪以志趣不同宛然拒之。操履端方，甚为乡人所推重，郑樵曾赞他“耆老硕德”，詹令书称其“风流洒落，器识过人”。
莆田李欣是先任阶州推官，自知州以下皆坐买马得罪，唯李欣独免，由是以清慎知名。最后以屯田郞中知福州，亦有善政，士民相与祠之。
宣和间莆人林孝泽先任提举广东市舶，坚拒外商之妇蒲氏珍异瑰宝贿赂，后知漳州，以为官正直著称，清介特甚，不用官烛于私室。
（2）在外省的莆籍清官循吏廉政事迹
在外省的清官循吏数量更多。如陈惟德任潭州通判，清谨则介，孝友俭约，先畴多以赒诸父昆弟之贫者，知长洲县，以法绳寓贵并其子弟，一无阿纵。
威宁县令、淮南转运使徐晞为人质直清慎，恬于分义，最为士林推重。仙游人许稹任德州通判。在宋仁宗朝，举天下廉吏凡49人，许稹其一也。子许巽历秘书郎、知滁州，所到皆以廉政著称，人称“耐贫翁”。
林伸任广东新会知县，有士民欲贿赂林伸之子，伸制止并严厉训斥。适逢岁歉，农民生计极为艰难。林伸欲弃田租收入十分之九，以济民生。
郑济任亳州知州，时州内盗贼多，郑济推行保伍之法，道无拾遗。到令各县，盗贼皆屏息。黄仲昭在《兴化府志？名臣传》中称颂徐确、郑济、陈彦恭、黄宣四君子，“与蔡京为同郡，乃能蝉蜕于污浊之表，而不受其笼络，侃侃自立，各行其志”。
林正任广南西路提点刑狱，时陈感扰沿海诸郡，林正亲自到海上招谕，陈感出迎，并解散数千人随众，论功行赏时，林正手下官吏使臣都得到提拔，唯独林正不肯受赏。
方略则是被贬知琼州，他居官廉贫，恩威并行，清洁戒谨，官吏肃然。朝奉大夫吴公诚为官清廉，历官30年始终如一，凡衣服布帛，家人所须，悉因乡里市致，未尝取之民，奉祠日，计所受俸，自费用之外，余悉委于官，死之日家无余资。
徐确任江州太守，敢于担当责任，徽宗大兴土木，筑宫观，命宦官四出，舟楫载“花石纲”运至开封，徐确拒不从命。徐确曾写信对蔡京道：“莹中久废，宜平前冤，以伸忠义之气。”陈瓘闻后十分感动，道：“不意莆田乃有此人。”徐确性刚多略，宦绩廉明，与人交尚义，励节谊。
2.明代莆田清官循吏廉政事迹举隅
明代是莆田科举史的另一个兴盛期，进士举人多，官员的廉政事迹亦多。明代的地方官员任职本籍回避制度严格，因此莆籍地方官员的廉政事迹都在外省，记载于外省方志。
（1）明代莆籍县级清官循吏廉政事迹
林大黼任河源知县，仁恕廉平，遇大事尤善处置。吴一奇也任河源知县，政尚简静，多方节缩，捐俸赈饥，置学田以济贫生。以不能粉饰阿奉坐论劾，改教职，父老子弟三百余人诣巡按哭留。
郑光与任天台知县，为政公廉勤慎，节用爱人。在任三年，未尝妄费一钱、妄役一夫以媚势干名。
佘耀任进贤知县，为人勤敏廉介，断事以义，政平讼理，莅下以信，力正上官和买之弊端，多有惠政，九年秩满，行李萧然，民思之，为立德政碑。
仙游人德安县知县郑照，清介仁明，政无妄费，慎重民力，有大事必属耆老商榷，议定乃行。一时邑无失政，民无寃讼，士民爱之如父母。都御史韩雍巡抚江西，沙汰属僚十去八九，独称照为廉官第一。
（2）明代莆籍府级清官循吏廉政事迹
徽州知府郑玉。敦化振俗，户揭圣祖《教民六谕》，令民相厉为善。衡州知府林允宗，以德化民，至则正风俗，清弊蠹。民有坐斗杀者，狱成，察其寃，抗言释之。
古代通判一职是州郡官的副职，明清通判分掌粮运、水利、屯田、牧马、江海防务等事务。莆田人郑述任惠州通判，行谨才优，他郡有难决事，藩、宪二司亦以委之。
3.清代莆田清官循吏廉政事迹举隅
清代是莆田科举的衰微期，莆仙两县只有60多名进士，560多名举人，尽管如此，还是涌现了一批名留青史的清官循吏，为延续文献名邦的令誉作出贡献。
（1）清代莆籍县级清官循吏廉政事迹
林嘉楠任宝康知县。在保康12年，有德政，以清谨称，居官饮冰自励，民称之为“林老佛”。上官廉其守，拟疏荐之力，以老乞休，杜门不出，致力于诗歌、古文、书、画。
柯潮任当涂县知县，询民疾苦，事必亲裁。林友玉任应州知县，为官清正廉洁，爱民如子，刑部尚书魏象枢称其有古循吏风。既而连遭父母丧，辗转有外三年，姑扶梓归乡。
林夔任元氏知县，为政清廉，有政声，岁终储科为他县之最，时称“安静之吏”。薛天玉任商河知县，廉洁爱民，捐俸修文庙，所到多善政，政声好。治水患，兴水利，保住32个村庄及农田复种，使邑民的生命财产得以保障。因其为官清廉，多办实事，民皆德之，建生祠、立石碑，纪念其功德。
林豹任绵竹知县，捐廉重修学校，为士民先，又以堤堰不修，则水利耗农功，飞躬历田间，亲视缓急，趣民兴筑。绵竹风俗既婚而中悔，豹谓：“正伦纪，敦风化，莫先于此”，谆切劝谕不悛者惩之，民乃知愧。
郭占选任溧阳知县，其俗信鬼神事，巫觋赛会费资巨万，占选严惩之。待民甚宽惠，断死罪辄欷歔累日，视民疾苦如身受。以年老引疾归，历官30年，严绝苞苴，至亲密友不敢干以私。归田后，家无担石之储。
翁霔霖历任南溪、江安两县知县，慈惠有才干，捐俸增置凤翔书院。开仓济民，民赖以活。霔霖离任时，百姓扶老携少遮道曰：“使君与百姓同患难，百姓未与使君同安乐”。
（2）清代莆籍府级清官循吏廉政事迹
程鲲化任东昌知府，为官清廉，为民办实事。始建聊城学文庙，凡礼乐祭器都备，关心民间疾苦，加意抚绥，积老成疾卒，郡人在城隍庙东建程公祠祀之。
进士陈池养历署河北深州、景州知州，任上赈济灾民、兴利除弊。能体恤民情，为民请命，政声颇佳，民望甚高。丁父忧，卸任。次年归里，其后不再出仕，家居近40年，热心公益事业，尤致力于兴修水利，是莆田水利功臣。
三、莆田古代清官循吏廉政事迹的启示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周礼》就曾经提出对官员考核的“六廉”之说，即一个合格官员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宋代欧阳修的《廉耻论》认为，公正清廉乃“士君子之大节”，也就是说清廉是官员首备的品德。明朝的郭允礼撰《官箴》，明确地提出了“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成为后世公认的 “公廉”经典阐释，对中华廉政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莆田古代清官循吏身份来看，这些官员大多出身进士、举人，他们“德才兼备”，说明当时社会选择官员是重视“尚贤取廉”的，要求监察官员做到“依法依制”，以树立官吏廉正榜样与监察制度相结合，这些思想及其实践促进了政治清明，有利于政局稳定、阶级矛盾缓和社会经济发展。莆田古代清官循吏“清廉为民做事”的许多廉政事迹，为新时期廉政文化教育和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1.廉政思想形成需要潜移默化的教育
从莆田古代清官循吏廉政的事迹来看，他们多为进士、举人出身，受到了儒家伦理纲常的几十年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儒家讲求“为政以德”。儒家思想认为，官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廉政。廉洁是从政者必备的基本道德。即《周礼》中说的“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2]它说的是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品格才算“廉”。这些思想和行为的要求，成为了莆田古代清官循吏的重要言行准则，深刻影响他们的为官之道和价值判断。可见，廉政教育对于官员是非判断、行为约束是有重要影响和作用的。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注重官吏政德、官德教育，今天社会主义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更需要高尚的执政道德和修养，而高尚官德的形成，离不开“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特别是言传身教式的树范。当代的好干部焦裕禄、莆田的老县长原鲁山就是很好的可作模范教材的新廉官典型。
2.廉政文化建设需要营造浓厚的氛围
莆田古代科举文化发达，且呈现家族聚集现象。这些家族科举人才多，出仕官员多，形成了互相学习，清白为官的共识。许多家族都建祠堂，修家谱，立家范，要求后代“克绍箕裘”，延续家族荣光，营造出浓厚的社会氛围。士人以廉洁从政、忠于家国为荣，以贪贿搜刮民财、奸佞祸国为耻，这种社会风尚对莆田廉政文化传统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清廉忠正之官流芳千古，奸邪贪佞之官遗臭万年，就是见证。当前的廉政文化建设，也应借鉴古代清官循吏形成的机理，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重视挖掘文化资源中的忠臣直吏名人资源，成立廉政文化研究机构，举办廉政文化论坛，出版廉政文化教育读本。广泛宣传廉政人物事迹，挖掘“为政以德”“廉为政本”“以义制利”“以民为本”“尚俭抑奢”“选贤任能”“以法而治”等古代廉政文化内涵，助推廉政文化建设。
3．廉政文化传统需要代代不断传承
纵观莆田古代清官循吏，他们代代相传，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如在明代莆田科举佳话中，有三家“三代科第”，三家“四代科第”；还有柯氏“六代科第”者。[3]这些科举世家出仕官员，均能传承家族优良传统，清正为官，长保门第不衰。通过家族传承，进而影响整个莆田地区。
当前，要在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中弘扬恪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正气，而今天的廉政文化教育还可以和继承革命传统结合起来，要创建一批廉政教育基地，结合地域特色，有的利用红色教育基地进行理想信念、革命传统教育，有的可发挥当地名人纪念馆进行廉政名人事迹宣传，如蔡襄、陈俊卿、郑侨、彭韶、郑纪、林俊、郑岳、林润、彭鹏、江春霖等都是生动的廉政名人，应发挥其作用。除对各级官员和青少年教育外，还可以开发文化资源，设计廉政文化旅游线路，借助旅游产业平台，促进廉政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一举两得。总之，多管齐下，集思广益，生动活泼地传承莆田历史廉政文化传统，才能让莆田古代清官循吏廉政事迹转化成对当代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的宝贵资源。（莆田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总支副书记 陈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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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4 09:44:42
